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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摆件里的岁月


发布者:赌钱游戏 日期:2020-07-19 21:15


  年近八旬,如老树斜阳,不觉产生对生命的无限流连。宅在家里,看看四周摆饰,感到无限舒适,这倒不是有多么贵重,而是无比亲切,每一物件都是一段珍贵记忆,陪伴我走到如今,串起了我的人生,构成了我的记忆,让我无限眷恋,不舍得与它们告别,更担心它们未来的命运。

  在我三室一厅的住宅中,只住着我们老两口,十五个书橱摆满了各种书籍,书架的空余之处摆放了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小摆件,还有大小博古架,放着稀奇古怪的物件,它们来自四面八方,但都有自己的出身与经历,静静地陪伴了我这么多岁月。如今,室内放置小摆饰或工艺品,已不是富人的身份与专利,今日中国多数人家,哪怕“低保”家庭,也都会有一点自己的摆饰。人们的情趣已大大提升,已不是只追求吃饱而已,更不是作为“小资情调”,与无产阶级身份格格不入的“玩物丧志”的标志。

  几个书橱中,有一个全部摆放着我的专著、编著及发表在各处的书报杂志,就放在我卧室的床边。这是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橱,连小摆件也都与我及亲人有关。

  我第一个要介绍的小摆件是一件小小的“银唱机”,小得只有手掌大小,装在一个陈旧的小匣中,前面是一块小玻璃,里面放置一个银制的唱机,与当时流行的唱机一模一样,一个大喇叭、唱盘、唱针、摇杆……一样不缺,唱机四周雕着“梅、兰、竹、菊”四色花样,只是袖珍而已。一看就知是民国初年前后的小摆件。它是我祖母的玩物,是她给我留下的纪念品。

  祖母汤国黎,字志莹,号影观(1883—1980),浙江吴兴人,后归湖州。她幼年随父汤其澄去武汉经商,因为他有个亲戚在武汉怡和洋行任买办,人称“汤百万”。但她七岁父亲就去世了,母亲带了他们姊弟三人回到老家,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,全靠“汤百万”接济。在这种接济下,1903年祖母到上海务本女校读书,1907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,是中国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女子,她的同学中,许多人都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领袖,如张敬庄、张默君、舒惠珍、谈社英、沈仪宾、余庆裳、崔正华等等,她们一起参加“保路运动”、“女子北伐队”,创办神州女学、《神州日报》、“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”,她任编辑部长,宋庆龄为名誉会长,活跃在“妇运”之中,担任过吴兴女校校长、博文女校教务长、章氏国学讲习会教务长、太炎文学院院长……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知识妇女,非常自敬自立,也是一位受尊敬的诗词大家。她1913年才与我祖父太炎先生结婚,是孙中山做的媒,这时祖母已过三十岁了,是标准大龄女子。

  这件银唱机,应该是她婚前之物,也应该是“汤百万”送给她的,是对她努力的奖励。因为祖父婚后不足一月,就去参加“二次革命”,随即被袁世凯囚禁三年,解禁后立即去南洋争取外援,旋即南下广州参加“护法革命”,夫妻聚少离多,应该没有闲情去买这样贵重的玩物送我祖母。祖母也从来没有告诉我这玩物的来历,只说是她早年的纪念物,特送我留作纪念。

  祖母特别喜欢我,她说是她救了我这条小生命。是的,我一出生就多病,请了一个日本医生诊治,他给我注射一种不知名的针,致我奄奄一息。祖母正好也病卧在床,嘱将我抱去给她看看,她一看断然拒绝给我再注射,让我睡在她身边,照顾我多天后,让我一点点康复过来。祖母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,她直到我四十来岁时去世,曾写了一百多封信给我,足见她对我的重视。我也最听她的教诲,后来参加了《章太炎全集》整理、出版与研究,也与此相关。她解放后虽任省市人大、政协、妇联、文史馆、民革一些职务,可没有发挥她更大的作用。

  小唱机旁我放了两只象牙水果,一只逼真的小苹果与一只逼真的小石榴,这两只袖珍的象牙制品,是极其贵重可爱的小摆件,这是我父亲幼年的玩物,是我祖父送他极少的玩具之一。

  祖父太炎先生一生既要治学,涉猎众多学术领域,又要参加国家各种政治活动,几乎没有正常人家的天伦之乐,与我父亲很少互动。父亲说,这两个小玩意,大概是祖父送给他唯一的玩具。父亲又留给了我。这大概也是父亲送我的唯一玩具。

  父亲章导是祖父长子,属老来得子,当时祖父已五十多岁了。父亲出生时,家庭很富沃,他具备了富家子弟一切坏习性,一解放他就被判了十五年徒刑,实际关押改造时间更长。他“假释”后与祖母居住在苏州,我与他见面时间很有限,他从来没有看我做过功课,更没有父子推心置腹很好交流,在我们家又很讲究父道尊严,以至他有一次偶然发现我好绘画,感动得不知所措,最后匆匆塞了五块钱给我,算是父亲的心意。

  父亲虽有荒唐的一面,也有受家庭家教而优秀的一面。他做事非常认真,认真得忘了他是“假释”、“被改造”的人,尤其他在单位搞建筑,他以自己土木工程师的专长,认真顶真得一塌糊涂。他最后的工作,是苏州政协专职副秘书长,虽然是被解放的人,毕竟是党外人士,但他比党员还积极认真,弄得大家面面相觑。他拿出了几万元钱支持单位创收,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,而他匆匆逝世后,打开他的办公桌,竟一无所有,最后就像他一生的许多事,不了了之了。他一回家必先去母亲房间请安,祖母去世,他守孝三年,一块黑纱戴了整整三年,不论春夏秋冬,在当世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。

  父亲去世后,我经常梦到他,近年犹甚,大概是我与他生前太少交流,积了许许多多想讲的话吧!

  我喜欢茶壶,甚至买了一个装饰橱专门收藏我的壶,但这一对茶壶不属于此列,而是放在我卧室的书橱中,与银唱机、象牙水果放在一起,因为这是我母亲与父亲生前用过的两把对壶,这是两把精致的粉红珐琅彩绘吉祥花纹的瓷质对壶,是民国仿清乾隆的作品,是我父母的遗物。

  母亲彭望淦,后祖父将其名改为彭雪亚,1918年生,1935年嫁入章家。当时她在苏州振华女中读书,寒暑假去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旁听我祖父讲学,与我父亲相识相爱了。母亲出身苏州豪门,系苏州四大望族之一,葑门彭家,即著名“尚书第”,共出了十三个状元。她父亲是最后一个举人,生有“五朵金花”,她从小活泼美丽,人称“三小姐”。她生了我们兄妹四人后,就走向工作岗位,在中国银行工作。解放后因成分原因,她一再遭排斥,最后“下放”到“老松盛饭店”当“公方副经理”,实际与服务员没有一点差别,还经常要下农村改造。所以她忙得没有一点空看我做作业,也没有空闲带我们出游。她仅有的一点精力还要照顾我们四兄妹,还有我们的下一代,被我们吸干了所有精力。

  我与母亲一起生活时间最长,受她照顾最多,也是受她宠爱最深的一个,我的发展经历让她一直引以为傲。母亲一生正直善良,不占人任何便宜,也不愿麻烦任何人。她在世最后一天清早,突然大叫了一声我的小名,便陷入深昏迷,因大面积脑出血,当天不治而亡。我细细为她擦身,为她送终。祖母、父亲去世,我也是这样做的,最后一次抚摸着他们的肌肤!

  这两把对壶与我收藏的其他六十多把壶相比,也许价格会低许多,但我最珍爱的却是这两把壶。俗言:“壶中天地大”,“壶中有乾坤”。这两把对壶承载着太多太多故事,值得我珍藏。

  在我卧室书橱中,还有二尊“老寿星”。“老寿星”是中国人的吉祥之物,小小的,不过水笔高低。一尊是手工雕刻的,一尊是塑料模压的,都是在日本旅游时买的。当时我们看日本艺人取一段树枝,灰白色的皮,深红色的芯,他三雕两雕,就刻成一个栩栩如生的老寿星,我特钟爱。于是与内人说:“各请一个吧!”她挑了半天,嫌贵,竟在杂物店买了一个模压品。这就是她——我的老婆!她一辈子节俭,不乱花钱,但她不阻止我花钱。于是我把这两尊寿星放在橱中,一个代表她,一个代表我。

  我与她风风雨雨已走过了五十六年,内人叫周锡瑛,我与她相识在同一个单位,她大学肄业宅在社会上,我师范毕业去支持民办教育,都到了社会最底层的同一个民办小学,我俩无疑是这个群体中最棒的一男一女,走到一起是非常自然而合情合理的,没有惊天动地的恋爱,虽然有家庭反对、社会的歧视,但我们的结合是当时的最佳组合。虽然我俩工资加在一起只有六十二元,但我们节俭并满足。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,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,一辈子“帮夫”,成就了丈夫,而牺牲了自己。虽然老了偶有抱怨,说为了支持我,她放弃了许多……总而言之,她对我们的一生与成就是满意和满足的。

  她有两个地方让我一辈子感激。一是节俭,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上,守得住自己的欲望。我们后半生已是不缺钱了,但她已节俭成性,虽很爱漂亮,但只是每个季节买一件新衣而已。她的好看服装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我擅自给她添置的。她不肯乱花钱,但从不亏待别人,请人吃饭,往往一桌的价钱就是她一个月工资,从不吝啬。第二是善待我母亲。婆媳相处,从来不易,但她与我母亲相处一世,没有红过一次脸,尽管内心有时难免有些想法,但从不破脸,让我这个做儿子的十分开心。

  我内人长得好看,也一辈子爱美,不知怎么,越老竟越好看了,大家都这样讲。我想,这正是她修来的。百年修得一世好,百年修得如花颜。

  我爱好收藏奇石,至少收藏了七八十块之多。但最钟爱的一块,却是我从黄河边上捡来的“龟石”,灰黑色,虽是石,形如龟,背上竟有龟纹,真是鬼斧神工,天造之物。石之名贵,不在于真似,而在神似。这块石捡自陕西一次考察,地点在老子西出函谷关附近,是市政协茅志琼部长、孙刚部长组织的活动,不知怎么走到了黄河边上,不偏不倚相中了这块石头,一切似乎都是天意也。

  我1983年当选第六届市政协委员时,已四十一岁,但在市政协绝对是“小弟弟”,是当时的大新闻了,还有许多谣传,说我“要担任市民革领导了”,“要担任某岗位职务了”,云云。誉亦溢,谤亦至,一个从社会最底层的“五类分子”子弟,要脱颖而出,谈何容易,而且要搞垮一个人的代价是极低的,只要四分钱邮票的一封信,于是我一度好像成了“有问题的人”,申辩无门,让我苦恼万分。这事也惊动了市领导,于是市委统战部茅志琼副部长决定亲自下基层外调此事,广泛听取了意见,终于完全排除了“传言”,继续提名我担任市政协委员。我好像又被解放了一次,让我对茅部长深抱感恩之情。其实被茅部长“解放”的人何止我一个,当时许多老干部和老干部子弟,以及许多蒙受错案假案的人、海外统战人士,都受到过她的帮助,帮助落实了许多人许多家庭的政策。她的人品和威望是有口皆碑的,记得我祖母去世时,时任苏州市委统战部长的X领导,与我们家族见面时,冷冷地抛下一句话:“统战是不传代的!”让我们心冷至极。而茅部长是充分燃起我们的积极性,真是左右两种人。这样肯为他人担责任的领导是越来越少见了。孙刚当时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,后也兼任市政协工作,他与茅部长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领导,为人正派正直,茅部长后提名我担任港澳台侨委副主任,孙部长后提名我担任文化委员会副主任,对我都有赏识之恩,所以他们组队的视察我很少请假。这些领导当年是如此之大地推动了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,后人也许完全不了解了。这块龟石是我这一段经历的见证,也是我二十多年政协委员与常委难忘经历的见证!

  书架上还放着两尊唐三彩——一尊马、一尊骆驼,是典型的唐三彩仿作,这是我国唐代盛产的工艺品,几乎家家都会摆放一两件。这两件小工艺品是我参加上海社科院员工书法绘画展的奖品。

  这是1980年代初,上海社科院复院五六年光景,举办的一次员工书画展。当时社科院重新焕发青春,有员工一千多人,不乏书画爱好者。我原先在“文革”期间,以绘画打发日子,画得很投入,也小有画誉,但到了社科院后,反而不画了,一是没时间,二是怕被人认为不务正业。为了响应号召,我破例又一次拿起了画笔。

  当时我在徐家汇漕溪路口的社科院分部历史研究所上班,这是一幢过去的神学院的老建筑,与徐家汇教堂、育婴堂、藏书楼、徐汇中学等教会建筑联在一起的一幢很讲究的建筑。要进入历史所,先要从一条小径走入,小径旁留下了三棵见证了徐家汇变迁的银杏树,我们天天要从树下走过去研究历史,真是很有意思。于是产生了将三棵银杏画制下来的想法:老树,苍枝,繁密、高大的银杏,后面是一轮暗黄的太阳,在蔚蓝的天空中,见证着百年沧桑……

  这幅画是绘制在黑色的纸板上,用的是油画棒,效果还好,得了个一等奖,获赠这一对唐三彩。

  如今我偶经徐家汇,三棵银杏与藏书楼还在,但都被挤在一隅,历史所旧址早已没了踪影,被“上实公司”的两幢商品楼取代了,这是土地开发商品潮中,第一波被利益集团相中,硬生生地把历史所这么好的历史建筑拆了。我还为此写了报告,呼吁留下这段历史,留下这么好的历史建筑!我以为自己是市政协委员,应该救得了历史所,结果在利益集团面前,我的呼吁等于一声叹息而已!

  我的书橱中,放了不少出国访问购买的纪念品,其中有一个金属制成的美国国徽,如一个圆盆,中间有一个白头秃鹰,人称白头海雕,这是美国国鸟。鹰胸是个盾牌,由红白两种竖条组成,象征国旗。鹰之上是一个冠,冠内由十三颗白星组成,代表最初组成的十三个州。鹰两爪分别抓住了十三支箭和橄榄枝,象征一手抓武力,一手抓和平,鹰头向着十三支箭,就说明国家经历着战争,鹰头是向着橄榄枝的,也就是维持和平的。鹰嘴叼着黄绶带,写着“合众为一”,表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。说实话这也是一个艺术性很强的完美艺术品。

  这是我第一次去访问美国,大概是1980年代初,中国刚起步现代化。三十多年前美国处处有许多让我们惊羡的地方,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,到处是我们渴望购买的东西。而我们口袋里只装了少得很的美元,陪同与接待我们的美国人,总想看我们到底会买点什么。当他们看我买了一个价格不菲的美国国徽时,都惊讶了!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则感到很自豪。

  以后我多次访美,也不断邀请接待他们的来访,成为讨论两岸关系的重要平台。美国国务院翻译了我众多论述,也反映了他们对我的重视。唉,中国人对美国是爱恨交加的,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。

  许多年前,我去挚友许四海先生壶具博物馆。在展览馆一隅,一张供桌上安奉了一尊达摩铁制坐像,二尺来高,上置一盏射灯,把光线聚集在达摩的脸部,显示出他的宁静深邃,这么刚毅,这么怡然,这么超凡脱俗,一股嗜苦如饴的姿态,双腿盘坐,双臂下垂,头枕于手,手抚于膝,闭目微笑,通体圆润,凝聚了一股如此巨大的气场,深深震撼了我,仿佛有一种东西与我心灵产生了共鸣……我忽然悟到这不正是我一生追求的一种精神与偶像吗?我决定立刻将它请回去!我不等四海兄从犹豫中缓过来,放下一万元,抱起达摩就走。一路捧在胸口,一直捧到家中,安放在琴桌上,我也瘫了。以后,我再也没有这么大力气能把它抱起!

  后来我在城隍庙艺术品市场,见过这类达摩坐像,均粗糙失神,大小比例也失当,我请的这尊大概是原作吧!从此收集达摩像成了我的爱好,先后收集了王仲清绘制的画像、红木雕像,甚至玛瑙、寿山石雕像,它们都传承着达摩的一种面壁精神。

  达摩是印度人,梁武帝时渡海东来,入嵩山少林寺修行,静坐山洞,面壁九年,潜修默炼,不为名利所惑,不为世俗所诱,不为权势所畏,终成正果,被尊为禅宗始祖。它代表了一种刻苦治学与独立思考的精神,是文人的最好榜样,也是我的精神导师,每遇到困难苦恼,看看他潜行修道的形象,都会倍增力量。文人的最大敌人就是沽名钓誉、浮躁浅学,而达摩则是戒名戒利,不惧坐冷板凳,不惧立壁角,不惧遭训诫。我六十五岁时,友人帮我出了一本文集,洋洋洒洒五十多万字,我取的书名就叫《面壁集》,即崇尚达摩面壁精神也。人一生中少不了面临困难,如我一生治史治两岸关系,里面充满“禁区”,而正是“面壁”精神,让我有了勇气与精神寄托!

  面对这些小摆饰、小物件、小故事,我走过了人生大部分路程,虽有不可割舍之情,但总要分手,我不知道怎么送别这些物件。物是情,也是赘。

  关键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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